• 隐情 - [海上印]

    2009-10-18

        我租来的屋子隔壁住着一对男女。

       

        我在这处位于交通便利地段的一居室里一住四年。

        先来介绍一下房屋的大致形状,这种一梯四户的居民楼在上海890年代建造的楼群里非常常见,单跑楼梯,长过道,一头一尾两户,中间两户。头尾的两户因在楼梯的两端,所以多出半间室来,厨房是有窗户的。中间的两户面对过道,厨房窗户也是开在过道上,光线较暗。

        我的租屋在五楼过道第一间,我要说的邻居是大门正对着四楼往上楼梯口的那家。

        我搬家那天,隔壁的防盗门开着,门洞拦腰挂着块青绿小碎花布,从楼梯由下至上的角度,可以看见一把正在移动的拖把,走上去,看到门口齐齐放着两三双擦洗过的鞋,还挂着水花,似乎主人正在打扫卫生。新装修的防盗门、鞋的式样、布的花色、淡淡的消毒水味道,都透着清爽。我还看到,打开的门上挂着一副丙烯画,画上是一间堆满各种食品的西式厨房,一个头扎花巾的妈妈正在欢笑着给一群孩子分发食物,画的色调与门内瓷砖的色调非常协调。

     

        我在这里住了下来,一直没有机会和隔壁邻居打交道。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末外出或在家,都没有在开门关门的时候碰到过我的邻居。隔壁的门经常是开着的,时而还有红烧肉、炒鸡蛋的香味传出,但与它们的主人,我们还没有照过面。

        住了没几天的某个清晨,我在一个女人的咆哮声中惊醒。上海话是我所不懂的,所以我对咆哮的内容一无所知,只能从语调的高低起伏来判断,她是处于极端的愤怒之中。而咆哮声到底是从我的居室的左边还是右边或者下方传出,处于迷糊状态的我也无从判断,我总是在惊醒之后又继续睡过去。

        此后我就发现,一般每隔三四天,这种咆哮就会上演一次。

     

        大概住了两三个月后,我终于和我的邻居碰面了。

        某个周末我一人在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 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烫一头卷发,薄施脂粉,眉目端丽。

        她未语先笑,一口糯糯的上海普通话:“你好,我是隔壁邻居。我听得你在家时常接快递,现在我有个急件要寄,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快递公司的电话啊?”

        我应了一声,忙进里屋帮她找到一张快递人员的名片,她接过仔细地抄写在小本上,道谢后离去。

        我关上门,长吁一声,暗自寻思:我偶尔会对隔壁住着什么样的人感到好奇,原来隔壁也在不时关注着我的举动,我们彼此都在窥视着自己的邻居。

        自此以后,我们俩偶尔会在小区里或楼道上碰见,也就有了一丝点头招呼的熟络。

     

        我每日在楼梯上上下下,经常可以透过半遮的门帘窥见邻居家的一些生活。

        半年多以来,隔壁居住着的是那个曾问我要快递电话号码的女人和一个青年男人,男人我从未直接碰到过,只是从门边放着的鞋和屋里传出的说话声揣测,有时我出门时也会看到他正要出门,等我打开防盗门他却早已下到四楼,所以我竟一次都未见过他的正面。

        我感觉这是一对母子,家里没有年长的男主人,或许是离婚、或许是亡故了吧。女人应该是保养得当,料来应比我看到的年纪稍大一些,男人是她儿子,可能在读大学也可能已经工作,因为没有辅助材料,实在无从判断。

     

        我和女人一直用普通话交流着,交流的内容仅止于”早啊“、“回来了”、”上班啊"之类,以至于我反应过来,原来那每几日一次的咆哮声竟出自她之口时,还是大吃了一惊的。

        那时我应该已经住了快一年了,也是一个周末,我在家看书,门开着,风凉的秋天。

        下午二三点时,听到隔壁母子一起回来了,一路说笑着,进家后,门也没关。

        大约过了几分钟,一阵熟悉的咆哮声从隔壁传出,我一句也听不明白,只听狂怒中的她声如洪钟、势如破竹,响彻午后宁静的楼道。骂过一阵,门被”咣“地关上,声音减弱下去,终至不可闻。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听到男人说一句话。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女人在非清晨的时段里咆哮。

     

        女人应是一个极其迷恋阳光的人,只要是不下雨的天,我必然在约七点过半梦半醒间会听到窗外晾衣架上“嗒”的一声,那是女人把自己窗台上晾不下的衣杆斜杠一条到我这边来,搭成个三角形。她窗外的晾衣架总不闲着,不是衣服就是床单、被子,经常更是连背包、牙刷、抹布也一齐拿出来晾晒。

        我后来观察了一下,女人对阳光的热爱从来不受自己心情的影响,因为在阳光好的日子里,她会咆哮完毕后“哗”地拉开窗,“嗒”地伸过衣杆,有如程序,一毫不差;也会在完成晾衣程序后,毫无征兆地暴发起来,窗外刚刚晾出去的薄毯被风一卷,腼腆地笑着。

        我后来已经培养出了宠辱不惊的睡眠能力,能在咆哮声或“嗒”一声后继续安睡,甚至在两者同时出现的日子里,中间还能打一个小盹。

     

        在上海住得两三年,一些简单的上海话也能听听了,不过清晨的咆哮因其在语速上具有高难度,我还是从来未曾听得明白的。

        又是一个周末,我开着门在厨房里做饭,听到隔壁的男人站在门边讲电话。

        “对的对的,我说的就是假日酒店······Holiday Inn,没错,怎么会没收到呢?······我再核实一下······”他一边说,一边往楼下走去。

        过了一会,屋里传来女人叫呼唤男人的声音,没有应答,他应该是下到楼底了。

        又过一会,隔壁的门铃响了,女人接起,马上爆发出一阵怒吼:“你死到哪去了?接个电话干嘛偷偷摸摸的?怕我听到啊?······不开,我不开,你随便到外面去鬼混好了!”

        听到这里,我心下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这个妈妈训斥儿子的用词也太离谱了吧?

     

        某一年的公司年会,同事飞飞喝多几杯,无法驾车回郊区的家,于是在我这边暂住一宿。

        宿醉的人,第二日总是会醒得很早,头仍然痛,有些恶心,但又无法再睡得着。飞飞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整地听了一出隔壁的例行咆哮。

        我酣睡方醒,她就问我:你隔壁住了对什么夫妻啊?一早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吵得要命。

        夫妻?我没回过神来,说:哪对夫妻?你是说那个女人在训她儿子啊?

        飞飞大笑:不会吧,那明明是妻子在训老公。我都被迫一字不拉地听了下来。

      我饶有兴致地听完飞飞的复述,总结下来大致情况如下:女人怀疑男人在外有不轨之举,所以通过悔恨自己不应该因出轨而与前夫离婚,惋惜自己为何会再嫁给一个小自己十岁的男人,诅咒自己逐渐老去姿色全失将不再受人怜爱等种种,来达到让男人痛苦的目的。

      想来每次咆哮的内容都差不多,短短几分钟,女人高度概括了两个人关系的来龙去脉,并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情感,非时常操练熟练到至极不能完成。

      原来我的邻居竟是一对夫妻,都怪我一开始的以貌取人。

     

      无论隔壁住的是一对母子,还是一对夫妻,日子都在一样的继续。

      女人仍然用普通话和我打着招呼,我仍然还是没有看清她丈夫的模样,不下雨的日子窗外仍然会有”嗒“的一声,不管下不下雨,咆哮声仍然会隔三岔五地在清晨响起。

      直到那一天的清晨,我在睡梦中隐约听到那天是咆哮过了的,到我起床洗漱的时候,就听到门外很吵,把门打开一条缝,看到有医护人员在忙碌,还有一副躺着人的担架从隔壁门里抬出,男人走在后边,隐约听到有人说"脑血管爆裂了”。

      那一年,我小姨刚死于了脑血管爆裂。她独自一人在家,上午起床后走到沙发边,毫无征兆地就倒了下去,直到下午才被人发现。得知小姨噩耗后,我在网上查询过有关脑溢血的常识,它是一个会突如其来的杀手,而有迹可循的几个关键词是血压高、情绪不稳、易怒、暴躁。女人是否有高血压我不清楚,不过后面几条倒是很符合。

     

        女人比我小姨运气好,两三周后,她回家休养了。

        我是某天下班回来后看到打开的门,闻到熟悉的消毒水味道而知道她回家了的。我开门时犹豫了半晌,要不要过去问候一声,转念之间,还是作罢,彼此并不熟悉到足以问候的程度。

        那以后的日子,倒是清静了下来,虽然女人仍然日常晾晒,但以前那狂风暴雨般的咆哮,竟是没再听闻过一次。隔壁的男人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声息的人,这样一来,那边是完全的静了下来,开着的门里飘出的只有饭香,不太闻得人声。

     

        女人回来两三个月后,我计划着搬家,忙乱无比,也就没有什么心思去关注隔壁人家的动静了。

        男人在一个夜晚敲开了我的房门,他的开场白与三年前他的妻子一样:“你好,我是隔壁邻居。”他说,他的妻子一周前离家出走了,他遍寻四处无获。他妻子还有许多物件留在家里,想来是还会回来取的,所以拜托我,如果他不在家的时候听到他妻子回来了,一定要电话告知他一声。

        我应喏着拿出记事本,仔细地抄下他的电话号码,就象三年前他妻子抄写快递人员的电话号码一样。

        他道谢着离去,我终于面对面看清了这个男人,他应该也有三十出头了,只是打扮和神态很显年轻,但神情很是疲惫,眼中遍布红丝。

     

        女人就这样失踪了,直到我搬家的那一天。

        搬家公司正在上上下下地搬运东西,我在门边守着,就看见一个五十出头的胖男人走上楼来,敲隔壁的门。

        男人打开了门,胖男人劈面就说:她现在回我那儿去了,我来拿点她的东西!

        男人看到我在门边,忙把胖男人迎进屋,朝我尴尬一笑,关上了门。

        我心头疑惑,看样子,女人是抛下现在的家庭,回到她前夫那里了。但细一想,自女人出院回来后,我就没与她见过面, 我只是听到她经常清晨还在晾晒衣服,闻到她的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味,看到她的前夫回来取她的物件。而自她出院后,我就只是在听闻中感受到她的存在,但她真的还存在么?我的这些感受,会不会只是她的丈夫精心为我提供的呢?想到此处,我觉得背脊隐隐有些发凉,如果女人一旦被证明失踪,警察来问起时,我倒是个绝好的证人,能证明她这两三个月的存在,足够扰乱警方的视听。

     

        后来我就搬走了,再没有回过那处我住了四年的居室。

  •     我童年记忆中最不缺少的是一幕幕过年的场面。我是个好热闹的人,那种亲友欢聚一堂的喜庆温馨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为我所喜好。小时候我和爸爸妈妈住在祖父家,每年的大年初一他们就会给我穿上新衣,一起去外公家拜年。那时外公家的大宅已被改造得只剩下一个院落,不过和老宅完全被没收了的祖父家比起来仍然是足够宽敞的,那前前后后七八间房和铺着青石板的陶坞,在童稚的眼中看来已完全可以容纳下一整个世界。初一那天是这个院子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八兄妹都带着各自的家庭回来了,二三十人聚在一起,大人笑,小孩闹,满眼满目的姨姨舅舅,表哥表姐,让年幼的我目不暇接而又完全地沉浸于这种浓厚的亲情氛围中,这种遥远曼妙的感觉是一个我终其一生无法走出的梦境。
        大舅每年都会带着冬和一双儿女从Z城回家过年。那是一年中我唯一的一次看见他们。冬是典型的农村妇女,装扮朴素,表情木讷,皮肤黝黑而暗淡。外婆已经遗忘当初是谁带着大舅赶到梨安相亲的了,总在叨念大舅不应娶冬这么一个“蠢笨女人”当老婆,进而开始对冬横挑鼻子竖挑眼。直到后来大舅调进了Z城,外婆还在不时掇唆大舅把冬给离了。每当听说外婆的这种行径,我眼前就会浮现起当年那个温文尔雅的华家三小姐来,却怎么也无法与现在这个老妇发生联系。
        我一直比较喜欢这位憨厚、实在,不大说话的冬,这是一种直觉上的喜欢,就如同我直觉就不太喜欢那位夏一样。也许原因仅仅是因为我知道冬会做那种式样很古老的圆头黑面白边搭袢布鞋。
        如果是二十几年前风度翩翩的大舅,他的妻子的确不会是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农妇。但事实是,大舅的过去早已被时光埋葬得一丝不剩。事实上,我印象中的大舅只是一个花白头发,满脸皱纹,叶子烟不离手,穿一身破棉袄,一双棉花从大姆指处绽出的老棉鞋的道地老农形象。他并不是那个走在我记忆中的翩翩少年。外婆不会明白一点,她过去那个出色的、在花众中不屑一顾的长子早已圆寂,人世沧桑早就荡涤尽了他的锐气,她其实是应该感谢冬替她照顾了儿子的后半生。
        琴表姐和晖弟最早出现在我记忆中也是两个农村小孩模样,灰扑扑的衣衫,呆滞的神情,用一种混浊模糊的眼光看着我们这群与他们有着血亲的城市孩子。那时我的目光偶尔与他们相遇时,会产生出一丝与年龄不相符的疑惑:如果我换成了他们,这会儿该想些什么呢?会不会很难受?我是为他们难受的。长大以后我问起晖弟这个多年前的疑惑,他摇摇头,随意地一笑:“什么,小时候?我早不记得了。”
        他俩与我们都不太说话,怯怯的。我总想尽量去接近他们,不时递颗糖,抓把瓜子什么的,他们也接着,仍然不和我亲近。幼小的我实在是无法想出另一种更好的方式去表达我的情感。
        大姨的女儿芳表姐是我们这群小孩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她总爱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恣态去训斥琴、晖姐弟,你要怎样怎样,你不能怎样怎样,末了加上一句“乡下娃儿,真蠢!”我厌恶她那副充满优越感的嘴脸,我至今仍不明白,当时不过十二、三岁的她怎么会有那么一副如此势利的心态。
        大舅每次来都坐在客厅另一角的木椅上,脸上带一点若隐若现的笑容抽着自制的叶子烟。那一成不变的姿势让我觉得他似乎已经成了另一个外公。他很少介入大家的交谈,只在有人向他询问“大哥,对吧?”时才不置可否地嗯一声。那时的外公更老了,书也很少看,每日蜷在躺椅上,总像在打瞌睡。
      
        我明显感觉到外公的衰老是在禹表姐那件事发生之后。禹表姐是三舅的女儿,自幼就住在外公家。
        本来我的记忆中只剩下这么一幕:浩表哥在门口对我招手,我和他蹑手蹑脚爬上二楼,从门缝里看见外公、外婆、大姨、二姨、我妈在里面坐着,大表哥跪在地上,二表哥、三表哥红着眼立在一边。外公沧桑老脸上的表情无法形容--痛心、绝望、悲怆、愤恨--他抓起一个杯子奋力向大表哥扔去,口中近乎野兽般的呻吟:“孽障,孽障!”大表哥一缩肩迈开了,外公跌坐回椅上,张大嘴喘气,脸上每一条皱纹都在抖动,眼中泪光闪烁。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我明显地看到,就在这一刻,外公老去了一大截。
        某年的除夕守夜,我和菁表姐围炉而坐,炭火融融中,我终于明嘹了这段已埋藏十几年的往事。
        事起缘于芳表姐的一次偷窥,据她说一次去找大表哥玩儿时从门缝里看见了当时十五岁的大表哥正在对年仅六岁的禹表姐干着她似懂非懂的事,她回家告诉了大姨,于是引起掀然大波,接着就发生了我看见的那一幕。
        我明白了为什么小时候我妈不允许我和大表哥三兄弟单独相处,亦明白了当时外公悲愤的心境。
        大表哥三兄弟是我那个死在兰州的舅舅的儿子,外公把他们接回G城住在一起。因着这一生都不曾对舅舅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外公对这三个孙儿的疼爱可想而知。现在,大孙儿干出这样有辱门楣的勾当,传出去一家人还有什么脸面做人?我早说过外公是个彻底的重男轻女老者,他在心疼孙女的同时更痛惜的是孙儿的乱伦与无耻,当过军人的他内心也许有个声音在要求他把大表哥绳之以法,可他能忍心看见孙儿身陷圄囹吗?换了多年前那个英姿飒爽的军人或许会激愤地拨枪而出执行家法,可今日这个垂垂老矣的外公却只是挥挥手:“你们看着办吧。”
        外婆她们这样处理了这件事:不告诉任何一个舅舅,让三舅把禹表姐领回家上小学。那时的禹表姐同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这件事残留在她记忆中的还有多少。这种处理方法可能是任何一个碰上了这种事的中国家庭都会采取的吧,它不合法,但往深处想想,它或许是符合我们民族传统和情理的。
        外公在情感与理智之间无从选择,他只能在跪着的大表哥面前迅速老去。

        后来随着外公的去世,老屋的拆迁,这个大家庭也逐渐分崩离析了,大年初一时参加聚会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少。从十二岁以后直到我高考完去Z城玩儿,大舅竟是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整整七年。
       
        大舅的沉重没有延续到下一代,就如同他也不曾继承过他父亲的谨慎一样。大舅一度曾经改变了方家重男轻女的传统,他最先喜爱的孩子是琴表姐,直到后来琴表姐令他完全失望过后他的兴趣才转移到了晖弟身上。晖弟没有令他失望,考上了北大。于是他骨子里的那份传统又开始复苏,眼中再没有了女孩儿的份量。最后几年当我出现在他眼前时他总是一脸的无动于衷,一如当年外公对我的不理不睬。
        琴表姐是我们这群孩子中最早表现出才华的一个。她很小就写得一笔好字,背诵了许多唐诗宋词,十二岁发表第一篇文章,此后名字就不断地见诸于Z城的大小报刊。大舅当初是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他也许已经开始在为她的未来作出辉煌的幻想了,那时的晖弟不过还是个楞头楞脑的浑小子。
        琴表姐的转变是在他们一家搬进Z城之后。那年她十六岁,读高一。好像只在短短的一年间,她性格中放肆、泼辣、不羁的因子就完全活跃起来,她快速融入城市生活,出没于Z城的大小舞厅、酒吧,交往各式各样的男友,然后开始几天几夜的不归家。大舅被琴表姐这种彻底的转变惊呆了,我不知道他曾经采取过什么措施去阻止她在他为她预设的人生轨道上越滑越远,我只清楚明了,十六岁以后的琴表姐走上了一条自己设计的路,一条她愿意走的路。
        不好学而聪慧的琴表姐高三毕业考取了一所南京的大学,当她再次出现在大舅面前时脸颊上赫然多了一道三寸长的刀口--与人在歌厅群殴时拉下的。大舅至此完全心灰意懒,他对琴表姐开始不闻不问。
        后来琴表姐在各个城市流浪、打工,很久没有她的消息。再后来大舅得了肝癌,听说家里通知她时她立时昏厥过去,苏醒后辞掉工作赶回Z城,守候在大舅病床旁直至大舅永远闭上双眼。
        前几日我找东西,翻出一封信,是初二的琴表姐写给五年级的我的。那里面有一枚火红的枫叶和一首席慕容的诗,把玩着枫叶,想起以前爱写诗或现在远在南方的琴表姐,恍若隔世。
        晖弟一如年少时的父亲开朗外向,学业优异,只是才情远远不及父姐了。他总似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天真而无忧。外公临终那天,把方家第三代的男孩子一一叫到床前,要看看自己的血脉不息才肯咽气。别的孩子都很乖的样儿,唯有他,把脸扭朝向窗外,就不肯看病榻上脸色蜡黄、气若游丝的老爷爷一眼。气得大舅当场就狠狠抽了他一个耳光。
       
        晖弟大学毕业那一年,大舅患了肝癌。已知治愈无望,大舅不愿让清贫的家庭背上累累债务,坚持转到当年自己执教的厂矿中学医院,那儿收费低廉。在那座飘浮着桂花香味的院落里,大舅静静躺完了他生命最后的三十八天。
        当我辗转几趟车赶到病室时,大舅已几近弥留。他目光涣散,喃喃自语:“Z城不好,连家像样的琴行也没有。”然后再不言语。在这刹那间,我的泪抑制不住地往外涌。钢琴,在大舅生命中代表的是青春、欢乐与爱情。大舅一生,从没有过外公曾有的肥马轻裘,外公可以一口气买下几个院落的宅第,可以随意弄架钢琴作摆设,而大舅,终其一生都是清贫而无奈地在与教鞭为伴--始终未曾寻找到他生命的春天。自从走出G城后,钢琴就成为了他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一时间,我又似看见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大舅,那容颜如春花般灿烂的夏、秋、冬,那些逝去了的年年岁岁,在多年以后的今天被一个弥留之际的老人拉回到眼前。   

        一切就像发生在我曾经历的记忆之中。

  •     根据最普遍的一种说法,大舅和夏是在学生宿舍大舅的床上被管理人员并获的。那时临近毕业,寝室的人差不多都已回家。大概是一个休息日吧,熄灯以后学管科进行突击检查,推开门的一瞬间,只见两条雪白的身影从床上弹起,接着是一个女子惊悸、绝望的哀鸣。管理人员立时明白抓住了什么,刺眼的电筒光在室内乱晃,“穿上衣服,跟我们走!”这种说法我觉得存在许多漏洞,我总不太相信大舅的运气会差到碰上这种巧合。只是后来随着事情的演变,它怎么发生的已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结局。
        大舅和夏像被老鹰抓住的小鸡一样被带进学管科,初夏夜凉如水,他们却在簌簌发抖。身后是一大群好奇的目光和窃窃私语。我回想这一幕时总在思考一个细节:大舅当时有没有勇气去握住夏的手?
        夏一直低着头,大舅强作镇定地回答着管理人员的盘问:什么系的,什么名字,第几次干这种事了。轮到夏,她依旧低着头,一言不发,瘦弱的双肩微微颤抖。一个人走过来对盘问者耳语了几句,他没有再逼问她,合上记录本,让他们各自回去,明天再说。
        很多时候,事情的本身无所谓对错,是非都是在情节以外。这个在今日看来纯属个人隐私的问题在当时不啻于一道灭顶之灾,何况即使在今日,学生宿舍留宿异性亦是不被容许的,大舅这一生就此栽了,栽倒在他自己的脚下。这时,平日不满大舅的人用不着再在外公的历史上做文章,仅此一条“作风问题”,大舅已是万劫不复。

        老师们念着老校长的旧情,站出来为夏说情,同时也在做大舅的工作,要他一力承担下这件事。这个问题我至今想不通,这种事一个人能承担吗?大舅表现出令我至今赞叹不已的英雄救美的风度,他把事情全部揽到自己一个人头上。
        事情还没有结束。在这当口,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
        学生中也有了右派的指派名额,出身旧官僚家庭、时常说些反动言语、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大舅自然首当其冲就作了牺牲品。
        他并未等到毕业,在一个夜里悄悄开始了自己千里逃亡的行程。
        夏在大舅的生命中只出现了短短半年时间,以一种消无声息的方式结束了她存在过的痕迹。我开始怀疑她对大舅的爱情,至少,怀疑她的品格。当深爱的男人在遭受命运的打击,一个始终旁观、委缩不出的女人还能让人对她有几分怜惜?据我所知,她再也没有在任何知道她和大舅那段往事的人面前出现过,我开始为大舅的牺牲不值。我这样解释大舅后来对她的追忆:她出现在大舅生命的盛夏,怀念她,只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怀念,她,不过是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一个符号、一个印证而已。
        时隔多年再来回顾这件事,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错了,青春无拘还是少年激情,抑或是不合适于任何时代的张扬个性?那个刻板的社会,人不能走错一步路,一旦失足,大舅的时代就毫无例外地宣告结束。
        大舅离开G城后再也没有回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多少人被迫离开故土,飘向他乡,在情非得已中移根于另一块陌生的土地。大舅不过是众多不幸者之一。

        用大姨的话说,大舅是棵花开得早,果结得迟的树。
        十年后大舅出狱时已是个未老先衰的半老头儿,G城再没有他的位置,他去了Z城郊区一家厂矿子校教书,一个人在那里又过了几年。
        大舅第一次看见冬,也就是我后来的舅妈是在外婆安排的相亲会上--照人们的看法,大舅虽是城市人,但有了那么一段不光彩的过去,现在又活到这个份上,实在只好去找一个乡下女子了。
        冬那天特意穿了一件平日进城才舍得穿的土黄色旧军装,一条深蓝色布裤,把裤脚挽了两圈,故意露出自己亲手做的一双白边黑面搭袢布鞋。那时的冬青春而健康,因而她看上去是美丽的,否则挑剔的外婆也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太过于委屈。
        大舅跟在外婆和介绍人秦姨婆身后进了门,放下手里拎的一盒糕点,向端坐堂中的曾伯也就是他日后的岳父大人深鞠一躬,端端正正坐在一旁。
        冬用眼角瞄了大舅一眼:我的妈呀,怎么头发都白了一半,看上去和爹差不多老?但细一打量,这人眉眼倒还长得端正,身子骨也高大结实,心下就先肯了一半。
        大舅是外婆拉着来的,依他的意思,这一辈子不结婚也拉倒,何必像买东西一样拉出去给人看货呢?
        大舅进得屋来也没大注意冬,相反,在这一瞬间,他脑海中出现的竟是以前的夏、秋和更多我不知道的女人,她们一个个似笑非笑的望着他。
        冬转身进里屋,大舅看到门帘底下那双穿着新布鞋的脚,只有一个念头:这双脚真大!他没有去想象自己今后的人生是否会和这双大脚发生什么联系。
        曾伯显然对大舅十分满意,后来谈婚论嫁时他对大舅说:“我虽是庄稼人,好歹也读过几年书,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所以把闺女许配给你,就是看在你是个读书人。冬她娘死得早,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对你没有什么好要求的,只要你好好待冬就行了。”
        大舅觉得定亲、结婚以至于后来的生儿育女都好像在做梦中渡过,他觉得这些日子是一片白茫茫的模糊,他不敢肯定自己这一生是不是就此完了。

        因为第二胎生了个儿子,外婆把冬从大舅教书的那个矿山子校接进城来调养,主要还是心疼她的孙儿。
        冬生了晖弟后迅速发胖,先是脸变圆,然后变得所有衣服都不再穿得进去。
        大姨二姨们看见冬一胖如斯,都用大篮拎了一篮旧衣服来。
        大姨二姨个高,冬个矮,她们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宽处是够了,可长处就多出一大截。冬始终带有一点乡下女人不修边幅的脾气,对这多出的一截不以为然,每日要做家务照顾晖弟的她就拖着这长长荡荡的衣服进进出出。
        一辈子齐整惯了的外婆看不顺眼:“我说大嫂,你这身衣服太长了,得改改。”
        冬吱唔一声,不知她听清了外婆的话没有,外衣一长如故。
        已逐渐变得刻薄的外婆对冬的不满由这几件长长的衣服开始,逐渐蔓延到了生活的各方各面。她用四处唠叨的方式表现自己对冬的怨气,用不了多久,四邻都知道了大嫂冬是个既蠢且懒的乡下女人。冬也并不逊色,她从不与外婆正面冲突,只是用一种乡下人独特的智慧发泄:常常失手摔碎外婆的碗碟,在外婆的叫骂声中低下头一言不发;故意在外婆眼前转来转去,让她心里不舒坦。
        晖弟到了半岁,冬与外婆的相处再也无法继续,她也很挂念在乡下的丈夫和女儿琴。
        冬要离G返Z的那天早晨,她老家梨安来人了,一见冬就说:“你爹昨天喝农药自杀了。”
        曾伯患了癌症,身为乡间医生的他自然知道这种病是绝症,为了不拖累唯一的女儿,他选择了自杀。

  •     大舅开始逃亡那年我妈大概只有六七岁年纪,而今也已快五十的她每隔几年说起大舅逃亡的原因就会有一种不同的版本,多半也是她的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想象。我想把这些众多原因整理一回应该是这样的:
    1、首先从上一代追溯起。外公解放前是国民党军官,一生南征北战,当过县长,做过特派员,其历史在解放后可谓是污渍累累,出身在这种旧官僚家庭注定就是大舅终身抹不掉的阶级烙印。
    2、年青的大舅是G城的名人,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才华过人的人难免都有点自负,而自负的人都难免得罪人,大舅在大学里得罪的是一些政教处的老师。
        关于大学时代的记忆在大舅晚年的回忆中是一片夺目的桃花灿烂,因隔着几十年的风尘雾雨再往回看,更是凭添一份遥远的沧桑美感。
        大舅高考那一年目光落向遥远的北方,他向往着北京的大学。但外公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强令他报考G城师范学院。这与他的理想走得有些远了,但即使这样,大学四年仍然是大舅一生中风光难再的意气风发岁月。
        进校那天,大舅一身洗得泛白的藏青色学生装,拎一个陈旧藤条箱,简简单单就进入了他的大学生活。大舅在我关于过去的回忆中总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身影,而一尘不染中隐藏的是一颗略带自负与孤傲的灵魂,或许这就是多年以前他的魅力所在吧。
        大舅的到来在师院引起一阵不算太小的骚动,G城本地学生大都听说过方家老大的名声,于是口耳相传,就有很多人都想目睹一回这位名士风采了。据说刚开学的一段时间,大舅每每走在道上,总会有某一群女孩儿回头望他一眼,然后爆发出一阵痴痴的笑声,再呼唤着彼此的名字追逐而去。那时的大舅想必早已对这种观望议论宠辱不惊了,他的心情应是泰然处之而带点沾沾自喜吧。
        尔后的日子,大舅穿梭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他迅速融入这种新生活并又迅速活跃起来,他成功地完成了由中学名人到大学名人的转变过程。他的署名文章刊登在每一份校办刊物上,他的身影穿梭在每一类聚会中,每日的清晨傍晚,他又准时出现在运动场上,不停地奔跑、射门、投篮。一时间,他成为师院的风云人物。
        神采飞扬的大舅因其过于外露的才华横溢已经招至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包括他身边的某些同学和一些管行政的老师;这种不满可以解释为嫉忌、厌恶或不顺眼。至于任课的老师倒多是很欣赏大舅的,因为他在数学专业上表现出的天份,因为他在文学方面独特的领悟,因为他在全系总分遥遥领先的成绩。大舅尽管活跃,但却排斥着一切组织,他总是天马行空地独来独往,更不要说向某个组织靠拢了,于是他就成为那些政教老师眼中的“异己分子”。其实现在看来,那时的大舅不过是有些个人主义、不爱受约束而已,还谈不上什么有意识地与社会抵触。如果真要说成为时代的叛逆者,那要等到他真正品尝尽人生五味以后--但那时他的叛逆也只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合作了。
        不满大舅的人一直在等待机会,就象成昆在等待那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临近毕业,外公那份一团漆黑的材料无疑具有巨大的说服力。这份材料足以让毕业分配时大舅去到一个他不会满意的地方。而在这关口,大舅的一个闪失却把自己推进了更深的命运漩涡,以至于一生都不曾再翻身出来。

        年轻的大舅是女生们目光追逐的对象,恋爱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即使是那个严肃的年代。学校树林里不时传来情侣们的笑声,我想大舅踏过这些笑声时态度是超然的,但我不知道他的这种超然是不是因为在等待那个夏的出现。
        大舅一向在花团锦簇中一无萦系地勇往直前,渐渐地,他的神情已有些漠然,他的眼神亦更加地不屑一顾了。
        大舅在某个下午独自漫步在校门口的小树林,不时踢开挡道的小石子。我想夏也许就是在这片林中和他邂逅的吧,按照那个年代对浪漫的诠释,她手里应该是拿着一本普希金诗集。年老的大舅对于自己的青春总是一言不发,留一脸与当年的外公同样纵横交错的沟壑和一丝莫测高深或言看透红尘的笑容让我独自去猜,于是我只能想象。夏也许是一个暗恋大舅多时的女子,由来已久的关注和林中不经意的相遇,大舅蓦然发现多年来寻寻觅觅的梦中少女就在眼前,于是,一切该发生的故事开始发生。
        直到二姨在一次闲聊中说起夏,我才发现故事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夏是已过世校长的女儿,与大舅相遇那年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也是个独来独往的人,足迹不出教室、家门两点一线,而中文系与数学系相隔了几乎一整个校区,这样看来两人要偶遇是有些不大可能。
        二姨这样说起夏:“那年我去师院找大哥,碰巧见过一次夏。她很瘦,头发好长,瓜子脸,睫毛比现在你们用的假睫毛还要浓密。她的嘴唇薄薄的,一抹淡水色,这种相貌在当时算不得漂亮,但我却觉得看了她一眼又想看第二眼。她不爱答理人,知道我是大哥的妹妹后也只是淡淡点一下头,眼神冷冰冰的。”姨二回忆的语调中充满着回味无穷,我的脑海中迅速勾勒出一个当年令大舅心仪的夏的形象,只是我很难谈得上喜欢她,我欣赏的是泼辣辣、明艳艳的王熙凤,这种寒渗渗的林妹妹只好留给大舅去消受了。不过也许正是她这种淡然出世,卓尔不群的气质才吸引住了当年那个目中无人的大舅吧?
        大舅与夏的相识一直是我心头一个不解的谜,直到晖弟考上北大那一年,我去Z城大舅家住了一周。
        某天,我陪晖弟清整他中学时代的书,他从床底拉出一个破旧的藤条箱,不知怎地,我强烈地感觉这就是当年伴随着大舅进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只箱子。一时间,我意念中的大舅不再是那个正在隔壁抽着自制叶子烟的老头儿,而是穿越时空进入了眼前这个高大青春的表弟身上。他们方家的男儿都长得很像,一个模子出来似的俊朗挺拔,一身与生俱来的男儿气概,而女孩儿就都不免带些蛮气了。
        我缓缓打开箱子,尽量不让灰尘扬起。在我内心,有种开启一段尘封历史的神圣感,尽管我知道这些年人事转徒,早不会再有什么记忆留在这个老藤条箱里等待数十年后心血来潮的我。
        箱里是晖弟的书,很久以前用过的初中课本。“姐,快些,把这些废书卖了我们去楼下吃刨冰。”晖弟手脚麻利地把书一叠叠捆好。
        我把书从箱里抱出来,最后,一个红皮笔记本出现在我眼前。我随手拿起,封皮上一个熠熠生辉的领袖头像,烫金已经泛黑。翻翻,是一个数学备课本,大舅的。感觉封皮底下有些东西,我伸手指进去一勾,果然有一张折好的纸页。我的手颤抖了,这会是我多年追寻的秘密吗?
        纸片上的字迹很刚劲,语气如电影《东邪西毒》对白似的简约:“十二月二十七日,冷极,心情郁闷。下午,系上又召谈话,要我认清形势自动申请去艰苦地方锻炼,拒绝,不欢而散。夜深,独自漫步小树林,树影婆娑,灿烂的月光穿透冰冻的空气,而空气中飘浮着《献给爱丽丝》的曲调。冥冥中注定的命运指引我走进大礼堂,越过琴声看见了那个属于我的女孩。漆黑的夜晚,空旷的礼堂,双目相交,我明白,自己原是认识她很久了。我弹奏一曲《命运交响曲》,很久不练手生疏了。激昂旋律中我陶醉了自己,贝多芬多舛命途赋予他生命强音,而我,将去向何方?我俩相拥而坐在礼堂门前石阶上,我用大衣包裹住她小小的身躯,她一说话左边脸颊就隐现一个梨涡,但她并不是笑,于是她的脸就具有种神秘的魅力--似笑非笑的冷艳。她告诉我……”文至此嘎然而止,我无从知道夏对大舅说了些什么,亦无从知道她为何会在深夜一人去到大礼堂弹奏。这页纸应是大舅以前的日记,他单单只保存了这一张。
        “你在看什么?”晖弟凑了过来。“没什么。去问你爸这个本子还要不要。”我把本子递给他,至于纸页,我放进了口袋。这是大舅生命中一份不堪重荷的充满着甜蜜与伤痛的情感,时至今日,还是不要让它再去打挠大舅业已平静的心境吧。透过多年时光,那样的一个冷峭冬夜,那样一对月光下的恋人,清莹净澈得让人不堪承受,是什么力量在改变着这个世上一切本该属于美好的东西?

  •     大舅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他的选择还是唯一出路。也许他逐渐厌烦了土黄成为生活中唯一的颜色,也许世上根本没有世外桃源,越收越紧的罗网迫使大舅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就象五朵梅留不住王洛宾一样,秋也留不住大舅。然而,离开秋,大舅也等于离开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温馨的港湾,开始步入生命的冬季。
        大舅如果一直往北走,没准有机会越过国境线进入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那样他的命运或者会有一线改变的转机。但他选择了朝东走,过甘肃,进入内蒙古,最后到达包头。

        处身于这座记不清是产钢还是产铁城市的大舅再没有横越沙漠时的那种幸运。
        大舅在包头安顿下来,带着一套谎话找到一份体力活,混迹于无数面目相似的工人队伍中。
        此时三年自然灾害的前兆已经崭露头角。大舅从各种消息来源搜集着关于故乡的消息,听到的却是彼处因灾年而粮食供应紧张。
        思乡心切的大舅终于忍不住写了一封信回G城的家,他在落款处留下邻厂的地址,虚构一个名字,厂里的信件由收发室统一接收,然后用一个大纸箱放在窗口给各人自己找。大舅计算着该有回信的日子就会溜到邻厂去翻翻纸箱。
        外婆接到出走数年的长子的信顿时泪流满面,她不敢告诉外公--外公因大儿子的出走而大发雷霆,怒气至今未消。
        大舅从外婆的回信中明白了自己远在千山之外的那个大家庭的处境,当时的内蒙比西南景况要好许多,他尽全力弄到了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又把粮票藏在一双挖空鞋底的胶鞋中寄回G城。这次包裹落到了外公手中。
        历经各次运动的外公却在几番考虑后把包裹交给了G城公安机关。隔了这么多年我仍然无法理解和原谅他的这一举动--我想他是出于害怕。
        G城公安派人远赴包头,大舅在一次取信的过程中被一旁窥伺已久的两个便衣左右夹住。
        就这样,大舅的逃亡在历经了3-4年,跨越十几个省后终于结束。他迅速被戴上虚位已久的右派帽子,然后入狱十年。

        很多年后,在我致力于四处打听大舅的生平的同时,也从长辈们支离破碎的谈话中猜测到外公生平的大致模样:
    生卒年月:1904年-1985年
    籍贯:江苏泰县(或邗江)
    家庭成份:富农(或小商人)
    教育程度:大学本科(学校不详)
    专业:医科
    职业:国民党军中文职人员
    我所知道的经历:三十年代末来到西南,娶妻生子,担任过黔北几个县城的县长,解放后回到G城,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当厂医。
        是怎样的一只命运之手,把正当壮年的外公就这样引领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又让他邂逅当年同样年轻而美丽的外婆--G城世家华家的三小姐。他为这个有着一双明媚大眼睛的女子长久地停留下来,并与她生下了包括我妈在内的四男四女八个儿女,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去过他那淮河之畔的故乡。
        几年以后,外婆知道了外公原来在江苏还有一房媒约之言的妻子和一个未谋过面的儿子,华家小姐的风范让她无法大吵大闹,而是差人去接她们母子到G城来。外婆的这一举动,我把它解释成为那个时代女人的美德,三妻四妾是男人的不道德,但能有容纳另一个不幸女人的心胸,这应该是一种伟大的同情心,特别是像外婆这种连胭脂水粉都要到苏州去购买的女人。去的人返回,带来的却是外公原配已去世多年的消息,外公的大儿子,我那个不知该怎么称呼的舅舅,不愿来G城。
        据我所知,外公这一生与这位舅舅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舅舅参加工作那年。铁路中专毕业的舅舅分配到了遥远的大西北,他从江苏远赴兰州的途中绕道来了一趟G城看望陌生的父亲。后来,舅舅在兰州娶妻、生儿育女,竟也终其一生再没有回过故乡。他的一生很短暂,只到三十五岁便嘎然而止,那年他死于肺癌,一年后他的妻子也死于喉癌,留下三个年幼的儿子。从此在我的生命中多出三个表哥,二舅和大姨远赴兰州把他们接回G城抚养,不过这已是后话。
        外公从离开故乡到停驿G城的那段生命轨迹一直是团我无法释然的迷雾,也是他一直讳忌至深的隐史,没有人听他讲述过自己的过去,包括外婆在内。他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家乡,以及属于故乡的往事,有时我直怀疑他的那个位于水乡泽国的故乡是否真实存在过--那些春江水暖时落英缤纷的两岸桃花,那些漫天飞舞的浅浅芦苇。不过他那一口谁也听不全懂的咬口的江浙话倒是实实在在地贯穿我对他的记忆中。
        自从我记事起外公就一直坐在客厅角落的那张木躺椅上,戴一副老花镜,手里拿一张报纸或一本书。在他脑海里有着一套最完整最彻底的重男轻女思想,对他的女儿、我的妈妈姨妈们一向都是不太理睬的,更遑论我这一辈的孙女儿了。每次去外公家,我总是远远喊他一声就往后院钻,记忆中他从来没有答理过我,除了唯一的一次。
        我还清楚记得那是一个暖阳高照的夏日午后,我穿了一条新做的天蓝色连衣裙心情明快地走进大门。循例叫过一声“外公”,刚想开溜,却天外惊雷般听到一个声音:“嗯。过来。”我吓了一跳,怔怔地看着他,缓缓走近。这是我一生中最近的一次看他,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看清了他脸上纵横密布的皱纹,但在阡陌交错中却耸立着一管高挺的鼻梁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倔强的眼睛。很多年后我通过回忆才惊悟了大舅身上那种倾倒众生的魅力原来竟是来源于这一张脸。
        “外公。”我又叫一声,心里很害怕面对这么一个除了血亲以外完全陌生的老人,气也出得不大均匀了。
        他伸手在旁边茶几上拿一个香蕉,递给我:“吃!”完全带着命令的生硬语气。慈祥的祖父从没用这种语气和我讲过话,我直想哭,又不敢,在他精光四射的眼神注视下接过了那个香蕉。“玩去吧!”他又拿起了报纸,我如获大赦般奔进后院。
        我至今无法解释那天外公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递给我那个香蕉,就如同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年仅四岁的我会对这一幕记忆良久一样。或许是因为其实我一早就已经对这位严竣的老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奇感,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对很久以前的他的种种发生兴趣。
        外公在历次运动中屡屡中标而又次次低空掠过。有人说他之所以来到G城,完全是受命潜伏,为国民党反攻大陆作内应;也有人说他在当县长那几年是如何地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天知道外公家在我所目睹的日子里是如何的家徒四壁)。我无法想像军人出身的外公站在台上接受批斗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而面对每日必经的早请示晚汇报,他到何处去安放自己的尊严,那对军人来说高于一切的尊严?我现在已无法探寻外公是以种什么样的心情与屈辱作抗争了,只是每到夜阑人静时我会作出一种设想,如果当初他没有来到G城,或者是他留在了战争中途经的任何一座城市,那他的结局还会不会是这个样儿呢?如果说他所经受的坎坷是他那一代人无法避免的命运,我想,也许战死沙场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 穿越在记忆的时空


        我始终对那些发生在过去日子里的故事怀有一份莫名的向往和好奇,正如
        我始终认为,那是一个充满色彩的时代,无论喜或者悲都是值得激动的。


        烈日当空,大舅独自一人在荒沙万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跋涉。(我在书桌上摊开一张中国地图)
        三天前他从小镇英苏出发,目的地是西北方向的铁干里克。很显然他已迷失方向,铁干里克应该在一天前到达。(我找到两个距离比较适中的地名,用红笔在它们之间连上线)
        现在他能做的只是尽量朝北走,尽量接近铁路线,他已顾不上被政府抓获的危险,英苏这一带往东即是著名的“死亡之海”罗布泊。
        预备两天的粮水上午告罄,头顶的温度还在不断上升,脚底的黄沙继续释放灼人的热量,大舅已经可以感觉到解放鞋的鞋底正在变软,舌头干得要绽裂成两半。
        大舅眼前开始有金星晃动。

        这是我想象中的一个片段,自从偶窥大舅生平的蛛丝蚂迹后,我开始不停地做一个关于沙漠的梦。
        老人们说,大舅从G城出逃,几个月后居然逃到了新疆。那时候的新疆,在G城人心目中,和天尽头也差不多了。在交通极端不便利,全国政治斗争风声鹤唳的五十年代末期,我简直无从想象大舅是如何抵达新疆的。没有人能详细描述大舅在西北的经历,我想了解那段过去只有依靠自己的杜撰。
        大姨说大舅差一点就在新疆成亲落户,所以我想象那个我称之为秋的女子是在一个烈日似火的沙漠正午出现在大舅生命中。 

        秋也许是一个沙漠小镇的小学教员,也许是道旁客栈的老板娘,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她正好在那个时刻经过那个地点,然后邂逅逃亡中的大舅。
        秋也许有一张放牧姑娘桃花般的小脸,也许有五朵梅动人的歌喉,这也不重要,我知道大舅生命中的女人都是美丽且动人的。
        秋用一壶水或者再加上几个撩人心弦的秋波把大舅带回前方的小镇,西北男子高大粗犷,而大舅在结实有外形下更有一份掩藏不住的书卷气,一份遗传自江南老家的润泽--并未掩埋在漫天风沙中--我想最先吸引住秋的目光的应该是大舅的外形。
        秋让大舅吃了一顿饱饭,然后放他在干燥舒适的床上美美睡上一觉。大舅一觉醒来,看见秋,依稀记得她是带自己来到这个地方的女子。他预备再对她说一遍一路西来已对无数人说过的谎话。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要走了。”
        秋说这话时双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大舅,有种深刻的执着。(这是我想象中西北女子的大胆与热情)
        大舅想了一会儿,他明白秋的意思。他突然不想骗她。
        “我是个在逃政治犯,你敢收留我吗?”
        秋的眼睛更加明亮。
        “那你的逃亡已经结束,这里没有人会为难你。”(女人对男人的爱有一种表现就是保护他--在他偶尔软弱无助的时候)
        大舅留了下来,如秋所说,这个偏僻的沙漠小镇的确是个政治风暴还未曾吹及的地方,这里远离交通要道,消息闭塞,这里的人安居乐业,每日除了编织手工毛毯之外就是喝烈酒打小孩,我叫这个小镇“无名”。
        夕阳西下,大舅坐在无名镇唯一的一棵树下,天边有起伏的沙丘,映红如血的残阳。
        “你来的地方也是沙漠吗?”
        “我来的地方坐落在连绵群山中,那些山怪石嶙峋,奇峰迭起,山上长满青青的仙人掌,山间有奔腾的激流,也有舒缓的清泉。”
        “世间只有沙和山吗?”
        “不,还有大海,还有草原,新疆北部有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有时大舅也说说其它的东西。
        “太平洋那边有个国家叫美国,美国有个著名的电影城叫‘好莱坞’,那里面制作了很多精彩的电影。”
        “什么叫电影?”
        村民们象在听一个远古的神话,这也让大舅在不断的解释中找寻到永远新鲜的话题。
        每当大舅开始与村民们闲聊,秋总是斜依在门口,用一双弯弯的眼睛含笑看着大舅,象看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    很多年前,我读高中。
       我那乏善可陈的高中生活,成天板着脸孔训人也就罢了、还随时指定同学们互相打小报告的班主任,在高压下变得唯唯诺诺、只知各自为政的同班同学,我生活中只有两抹亮色:一是放学回家后偷偷读心爱的课外书,一是见缝插针地与一初中女同学约会。
       我们各自的高中一在城南一在城北,距离在小城来说已算遥远。我们约会的方式有几种:
      1、如果哪天下午谁的第三节课是兴趣爱好课,一般这个人就会逃掉,然后坐公汽穿越大半个城去找另外一个人;
      2、如果哪天学校临时通知不上课,这个人一定会争分夺秒地赶着去找另外一个人;
      3、遇到有节假日额外放假,我们都会对各自的父母说学校要补课,然后约在某一地点碰头;
      4、那个时候她家里有电话我家没有,一般见不到面的日子,我就会找个公用电话下午放学以后给她打电话,趁她父母下班回家之前说上几句;
      5、后来我家也有了电话,我们有时会约在半夜三点,蹑手蹑足地潜入客厅,接的那个在指示灯刚亮铃声未响的瞬间抓起话筒。
      
      
       我们聊天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用语言天马行空地构建出一个虚构的世界,一个充满着无限可能、奇趣、快意恩仇的江湖。
       江湖中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班同学及其家庭成员、我们共同认识的人、我们共同看过的书的人物、我们在某处偶然看到的一个有趣的人,只要谁抛出一个小小的由头,另一个人就能随时从那个隙口接下去铺延开来,双方共同渲染出一篇有声有色的故事。江湖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我们心里都有一本明细帐,每次出场必然一一归位,需要谁时信手拈来,与场景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俩沉浸在这种虚构的乐趣之中,长达两年难以自拔。
      
       后来,高中结束了,上了大学,我俩就走散了。
       生命中这样一个共同拥有一个虚构世界的伙伴可遇不可求,而这个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实无法为外人道。所以一个人的我,在嘴巴停顿下来以后,更常做一件事,就是在心中去构筑另外的世界。一个人的世界,它能走得更深、更远,但却少了应和与共鸣,有时候难免显得要寂寞一点。
      
       我一直没有试图用两个词来定义这些年来我的这两个行为,不过《一句顶一万句》看到三分之一,我合卷狂笑:当年我们做的,不就是“喷空”么,而现在的我,只能一个人“走戏”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终于看到两个这么贴切的词,就好象把那些往事找到个妥当的地方码放齐整,看着舒展,心头也熨贴了。

  • 这个故事是前天下班路上听来的。

    局说,局妈本来这周就来上海了,后来因为外出去买车票时随身的小包被偷了,包里有身份证、老年份、存折等一系列东西,为了要补办,只好决定暂时不来。

    失包后局妈电告局,小包里还有一张局的名片,要局当心可能会有人打电话来诈骗。

    局听了也没上心,当晚却真接到一个长沙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自己乃一拾荒老头,当日在垃圾箱里拾得一包,内有物件若干及局的名片。现打电话来,希望能物归原主。

    局当下起疑:莫不有是什么蹊跷,局妈一七十多岁老人,实在不敢让她在夜间外出与生人交易。故说,现在已晚,联系不上失主,明天再说吧。

    挂了电话不多久,长沙长话又来,拾荒叟说,自己乃一居无定所之人,身怀此贵重物品不敢过夜,一来可能再次失窃,二来碰到联防查夜也说不清楚,可能被人诬为偷窃之人。请局告知失主住所,自己可以送包上门。

    局一听更疑心:这如何信得?岂敢深夜让生人上门?但转念又一想,如果对方是恶人,也未免太过明目张胆,于是联系一旧同事,请与对方联系,拿回失包。

    同事过后告知:对方确是一拾荒老头,并无虚言,且交回失包后不受感谢,飘然而去。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故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