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路冷月无声

    大舅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他的选择还是唯一出路。也许他逐渐厌烦了土黄成为生活中唯一的颜色，也许世上根本没有世外桃源，越收越紧的罗网迫使大舅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就象五朵梅留不住王洛宾一样，秋也留不住大舅。然而，离开秋，大舅也等于离开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温馨的港湾，开始步入生命的冬季。
    大舅如果一直往北走，没准有机会越过国境线进入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那样他的命运或者会有一线改变的转机。但他选择了朝东走，过甘肃，进入内蒙古，最后到达包头。

    处身于这座记不清是产钢还是产铁城市的大舅再没有横越沙漠时的那种幸运。
    大舅在包头安顿下来，带着一套谎话找到一份体力活，混迹于无数面目相似的工人队伍中。
    此时三年自然灾害的前兆已经崭露头角。大舅从各种消息来源搜集着关于故乡的消息，听到的却是彼处因灾年而粮食供应紧张。
    思乡心切的大舅终于忍不住写了一封信回G城的家，他在落款处留下邻厂的地址，虚构一个名字，厂里的信件由收发室统一接收，然后用一个大纸箱放在窗口给各人自己找。大舅计算着该有回信的日子就会溜到邻厂去翻翻纸箱。
    外婆接到出走数年的长子的信顿时泪流满面，她不敢告诉外公－－外公因大儿子的出走而大发雷霆，怒气至今未消。
    大舅从外婆的回信中明白了自己远在千山之外的那个大家庭的处境，当时的内蒙比西南景况要好许多，他尽全力弄到了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又把粮票藏在一双挖空鞋底的胶鞋中寄回G城。这次包裹落到了外公手中。
    历经各次运动的外公却在几番考虑后把包裹交给了G城公安机关。隔了这么多年我仍然无法理解和原谅他的这一举动－－我想他是出于害怕。
    G城公安派人远赴包头，大舅在一次取信的过程中被一旁窥伺已久的两个便衣左右夹住。
    就这样，大舅的逃亡在历经了3－4年，跨越十几个省后终于结束。他迅速被戴上虚位已久的右派帽子，然后入狱十年。

    很多年后，在我致力于四处打听大舅的生平的同时，也从长辈们支离破碎的谈话中猜测到外公生平的大致模样：
生卒年月：1904年－1985年
籍贯：江苏泰县（或邗江）
家庭成份：富农（或小商人）
教育程度：大学本科（学校不详）
专业：医科
职业：国民党军中文职人员
我所知道的经历：三十年代末来到西南，娶妻生子，担任过黔北几个县城的县长，解放后回到G城，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当厂医。
    是怎样的一只命运之手，把正当壮年的外公就这样引领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又让他邂逅当年同样年轻而美丽的外婆－－G城世家华家的三小姐。他为这个有着一双明媚大眼睛的女子长久地停留下来，并与她生下了包括我妈在内的四男四女八个儿女，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去过他那淮河之畔的故乡。
    几年以后，外婆知道了外公原来在江苏还有一房媒约之言的妻子和一个未谋过面的儿子，华家小姐的风范让她无法大吵大闹，而是差人去接她们母子到G城来。外婆的这一举动，我把它解释成为那个时代女人的美德，三妻四妾是男人的不道德，但能有容纳另一个不幸女人的心胸，这应该是一种伟大的同情心，特别是像外婆这种连胭脂水粉都要到苏州去购买的女人。去的人返回，带来的却是外公原配已去世多年的消息，外公的大儿子，我那个不知该怎么称呼的舅舅，不愿来G城。
    据我所知，外公这一生与这位舅舅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舅舅参加工作那年。铁路中专毕业的舅舅分配到了遥远的大西北，他从江苏远赴兰州的途中绕道来了一趟G城看望陌生的父亲。后来，舅舅在兰州娶妻、生儿育女，竟也终其一生再没有回过故乡。他的一生很短暂，只到三十五岁便嘎然而止，那年他死于肺癌，一年后他的妻子也死于喉癌，留下三个年幼的儿子。从此在我的生命中多出三个表哥，二舅和大姨远赴兰州把他们接回G城抚养，不过这已是后话。
    外公从离开故乡到停驿G城的那段生命轨迹一直是团我无法释然的迷雾，也是他一直讳忌至深的隐史，没有人听他讲述过自己的过去，包括外婆在内。他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家乡，以及属于故乡的往事，有时我直怀疑他的那个位于水乡泽国的故乡是否真实存在过－－那些春江水暖时落英缤纷的两岸桃花，那些漫天飞舞的浅浅芦苇。不过他那一口谁也听不全懂的咬口的江浙话倒是实实在在地贯穿我对他的记忆中。
    自从我记事起外公就一直坐在客厅角落的那张木躺椅上，戴一副老花镜，手里拿一张报纸或一本书。在他脑海里有着一套最完整最彻底的重男轻女思想，对他的女儿、我的妈妈姨妈们一向都是不太理睬的，更遑论我这一辈的孙女儿了。每次去外公家，我总是远远喊他一声就往后院钻，记忆中他从来没有答理过我，除了唯一的一次。
    我还清楚记得那是一个暖阳高照的夏日午后，我穿了一条新做的天蓝色连衣裙心情明快地走进大门。循例叫过一声“外公”，刚想开溜，却天外惊雷般听到一个声音：“嗯。过来。”我吓了一跳，怔怔地看着他，缓缓走近。这是我一生中最近的一次看他，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看清了他脸上纵横密布的皱纹，但在阡陌交错中却耸立着一管高挺的鼻梁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倔强的眼睛。很多年后我通过回忆才惊悟了大舅身上那种倾倒众生的魅力原来竟是来源于这一张脸。
    “外公。”我又叫一声，心里很害怕面对这么一个除了血亲以外完全陌生的老人，气也出得不大均匀了。
    他伸手在旁边茶几上拿一个香蕉，递给我：“吃！”完全带着命令的生硬语气。慈祥的祖父从没用这种语气和我讲过话，我直想哭，又不敢，在他精光四射的眼神注视下接过了那个香蕉。“玩去吧！”他又拿起了报纸，我如获大赦般奔进后院。
    我至今无法解释那天外公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递给我那个香蕉，就如同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年仅四岁的我会对这一幕记忆良久一样。或许是因为其实我一早就已经对这位严竣的老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奇感，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对很久以前的他的种种发生兴趣。
    外公在历次运动中屡屡中标而又次次低空掠过。有人说他之所以来到G城，完全是受命潜伏，为国民党反攻大陆作内应；也有人说他在当县长那几年是如何地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天知道外公家在我所目睹的日子里是如何的家徒四壁）。我无法想像军人出身的外公站在台上接受批斗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而面对每日必经的早请示晚汇报，他到何处去安放自己的尊严，那对军人来说高于一切的尊严？我现在已无法探寻外公是以种什么样的心情与屈辱作抗争了，只是每到夜阑人静时我会作出一种设想，如果当初他没有来到G城，或者是他留在了战争中途经的任何一座城市，那他的结局还会不会是这个样儿呢？如果说他所经受的坎坷是他那一代人无法避免的命运，我想，也许战死沙场才是他最好的归宿。